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使原本不平静的边界形势更趋紧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到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5年10月23日。）。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所谓“安全合作关系”。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在此之前，苏联还曾于1966年1月同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春水时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1日。）
    围绕“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战略，苏联具体作了如下部署：
     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59年和1962年，印度曾先后两次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冲突发生后，苏联无视客观事实，采取明为“中立”、实为偏袒印度的立场。它不仅错误地指责中国，并且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鼓励印度反对中国。1963年9月，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印度反华势力，诬蔑中国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1964年8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飞机，后来还帮助印度建立起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1971年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随后，又支持印度吞并锡金，并同阿富汗联合起来策划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谓“俾路支斯坦计划”。这些作法，实际上是继承了沙俄时代的一贯南下政策。邓小平1974年在同联邦德国客人的谈话中评论说：“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动，这是苏联的一种战略总要求的表现。”“虽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后面站的是苏联。”（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6日。） 其次，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向东南亚扩张。1975年10月，苏越两党领导人发表“苏越宣言”，确定两党两国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为拉拢越南，苏联积极支持其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并在越南控制老挝后，支持其出兵占领柬埔寨。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将金兰湾军事基地租让给苏联，并积极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与此同时，越南依靠苏联的支持，驱赶华人华侨，强占南沙群岛，并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对此，邓小平曾说：“在越南方面，它（指苏联——引者注）是下了功夫啰。”（邓小平会见泰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5日。）越南问题“从全球来说，可以找到苏联插手这个根子”（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