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中国同西欧国家加强了高层互访。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同年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密特访问中国。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们都表示认同中国的观点。希拉克说：“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拒绝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团结一致、更富饶和更有组织的欧洲”。（《人民日报》1975年5月19日。）希思说：“欧洲应该日益团结起来，并且用一个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在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这些言论说明，毛泽东等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
     （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针对苏联利用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形势，中国着重开展对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工作。东盟成立于1967年，最初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组成，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不再单独依靠美国，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于1974年和1975年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重提“亚安体系”，利用越南控制老挝、出兵占领柬埔寨，搞“印支联盟”，同时支持越南“挤入”东盟。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越南提出加入东盟，实际上是打入东盟，以此推行苏联亚安体系战略。”（邓小平会见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时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9日。）这样，这个时期做好团结东盟的工作成为打破苏联战略意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一环。中国继续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交往。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展工作。在同东盟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着重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揭露越南要求加入东盟的真实意图是为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二是指出越南如果控制了整个印支，苏联的影响就会扩大，东南亚就会动荡。这不仅关系到本地区，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东西通道，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联系问题。三是希望东盟国家以适当方式给柬埔寨以道义上的支持。四是提倡全世界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战略部署，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和稳定的局势。这些工作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东盟国家不但没有加入苏联的“亚安体系”，而且坚决抵制了越南加入东盟的要求，由此阻遏了苏联通过越南控制东南亚、形成包围中国态势的战略。这个阶段，中国在中越边界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稳定了中国南部边界的局势。
     （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随着其全球扩张战略受阻和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意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大幅度调整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对外政策。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始终坚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第一，苏联从中苏边界撤军，包括从蒙古撤军；第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衡量苏联是否有变化的标准，就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安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4页。）1989年5月，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为标志，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用邓小平的话说：从这时开始，中苏之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