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阎锡山还说：“这就叫'寄存武力于中国'。这个办法，如能实行，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这并不单单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一段话后表示：“你的如此设计，就我个人来说，当然极端赞成。但我是奉命而来，根据指示和你商谈。现在看来，未免离题过远。你的这番美意，我先谢谢！等我回到北京，定将你的'良好建议'电请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我再来与阁下商谈具体办法。”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深深感到，要真正恢复在山西的统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借助日军的残余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把瑶圃密谋“寄存武力”的设想付诸实现。
     据“残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员日本人城野宏回忆，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路过平遥火车站时，检阅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直辖特务队--樱部队，一边阅兵，一边眯着眼睛微笑。在车上，他问询迎接他的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这个部队能否给我？”其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亲眼见到“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军队，更使他对日军产生某些爱慕，增加了他“寄存日军武力”的决心。
     9月1日，日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太原绥署谒阎。澄田和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寒暄时，备称仰慕之意。此时阎锡山正式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要求。阎对澄田说：“我已正式受命为战区的受降长官，希望阁下把山西境内的日本军，一律归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二战区共同'剿共'。”澄田表示有关日军缴械投降及日俘遣返事宜，当完全遵命办理，但对一律改编则保留意见。阎锡山说，侵华为日本军阀及其政府之政策，一切责任应由彼等负责之，一般军人不过奉行上级命令，除少数残害民众依法办理外，其余可安心听候命令。又说，中日两国有共同文化，相互合作，两国人民共享安和，反之，同受其害。今战争结束，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以日本之科学技术，中国之人力物力，积极建设，增进两国人民共同之福祉。9月3日，阎锡山又召集驻并日军机关部队中级以上人员及各工厂、医院、商店等日籍负责人谈话，说中日交战结束了，“愿你们各本志愿尽其所长所能，协助我们的复员和建设工作。”同日，阎又指示所部军政主管人员，“应严饬所属对日俘日侨缴械遣返事宜，除应依中央命令规定办理外，要予以人道的合理待遇。如有虐待欺凌情事，定予依法严办”。9月17日，有人把日本侨民有滥占房屋及其他不合规定的事，报告阎时，阎反说：“人类是人类，行为是行为，不管对方已过或者是现实的行为如何，但他只要是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人类的同情心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