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