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动手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并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等等。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因中苏结盟而告消失，他的对台政策在国内备受攻击。蒋介石则敏感地预言：“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
     中苏结盟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
    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频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一项新的远东政策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其实，美国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国务院的对台政策。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第68号文件（NSC68），从根本上动摇了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
     NSC68号文件对美国改变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它提出“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
     该文件不仅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