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基本已经忙了好长时间，但是像这种事情，任何人都不许说，比如邓大姐都不知道。他和搞原子弹的工程人讲，邓大姐是中央委员，是我的妻子，但是她都不知道。确实我们谁都不能说，因为我值班那天，正好总理看新闻稿，这新闻稿，就是发射成功以后，一定要在新华社发表，外交部往外发，所以那天我值班，总理看完那个新闻稿以后，让我赶快到新华社送给朱穆之，当时他是新华社社长。我赶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好中午吃饭，他看完稿子，我拿着稿子赶快送到外交部值班室，准备往国外大使馆发，在没有见报之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讲，万一要是不成功怎么办？所以当一成功了，新闻一发表，总理也高兴，我们也高兴，这时候邓大姐才知道。他们保密，很严格，总理不会跟邓大姐说，但是要求我们也必须保密。有的时候，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交待我的任务，比如有的同志关起来了，可是因为他没有什么问题，身体不好，保外到医院治病，总理派我去看，总理交待，你去看了谁？跟谁也不要说，跟你的老伴也不要讲。所以值班室的人也不会问我，我就说我出去了，总理交待我事，就走了。
    [主持人]：总理去世以后，很多人和邓大姐回忆当年的往事，很多事情邓大姐本人都不太知道这些事情。
     [赵炜]：有人见了邓大姐以后，比如你经过的时候，拿来和邓大姐问，大姐说，我不知道，他们都很奇怪，说大姐你怎么不知道。后来邓大姐说，你们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我是中央委员，我是全国妇联副主席，有些事情不该我知道我不知道，不应该我问的我不问。我在他们身边几十年就是这样。包括总理交待我的任务，不让我跟谁说，都不能说。
     [主持人]：不仅是工作的要求，也是他们长期的革命工作形成的习惯。您书上说到一个细节，总理每次回家都习惯先在门前咳嗽两声，是在以前形成的习惯？
     [赵炜]：是，因为周总理、邓大姐在解放前，长征以前，在上海搞地下党，总理是领导人，邓大姐也在那工作。等到长征以后，他们后来又到重庆，也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们几十年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个信号。因为在上海，窗台要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要在，说明没有问题，或者这个东西在就有问题了，平常一咳嗽，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像我们也知道，总理回来了。有时候值班，一听车子响了，一听总理咳嗽就知道了，该干嘛就干嘛，有事就请示，这是他们多年的习惯。
    独特的感情交流方式 字条传递关心[主持人]：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的深厚感情是人所共知了，您长期在身边的工作一定有很深的体会，我您看的书中说，邓大姐照顾周总理有三种方式：他们虽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夫妻，但是他们交流的方式非常特别，比如给总理打电话催促他休息，或者让卫士去提醒他，更特别地是，他们经常写条子来催他休息。您还记得这些字条当时说了一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