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队就林立衡转业的地点提了3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在这3个地点中圈了郑州这个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待人的厚道，尽管他自己此前受到过林彪的打击。
     林立衡到了郑州后，在一个汽车厂当了副营级的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由于她来郑州是邓小平圈定的，“城门失火”再次殃及池鱼，她被说成翻案风的残渣余孽，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被剥夺，下放到车间当了工人。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面落实政策，林立衡的问题直接受到中央的关怀，于80年代被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
     如果客观地回顾历史，在70年代处理林彪一案时虽出现了一些冤情和过火现象，不过也应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打人、戴高帽甚至随意残害的狂热在此时已经消退，毛泽东已经比较强调讲政策。
     再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子女不可胜数。对比他们的遭遇，林立衡还算是幸运。如果无休无止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怨怨相报，岂不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残酷斗争的绞肉机？接受这些教训，建立法治，尊重人权，实行民主，一切按宪法办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才是避免上述悲剧重演的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随着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工作的逐步加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罪大恶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依法进行审判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案件已送到检察院，预定在10月间提起公诉，依法审判。9月26日至29日，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会上宣布，这次准备提起公诉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