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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左”倾冒险主义脱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愿望或想像，急于求成使得自己原本的力量也被消耗殆尽。它必然受到那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在革命根据地，—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错误表示怀疑或作了抵制。因此，“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 李立三一生咋开过三次追悼会? 第一次追悼会是在法国召开的。1922年5月，法国勤工俭学支部有一小报报导了一个消息，朋友李隆郅在萍乡搞劳务运动，因刺杀越行铁未成被拦腰斩断，于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为李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开过不久，从中国又传出消息李立三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正搞得红红火火，组织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等等。在法国的中国负责人得到消息后为之一笑。 第二次追悼会(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8月7日李立三担任保卫处长，部队快离开南昌，李立三突然得到情况，发现敌情。李立三来不及请示，马上派兵出击，自己亲自出发，结果与敌人接了一下火，敌人便逃跑了。当时时间很晚，走错了方向，在外面一夜。起义总部得到情况，又是急行军，头天未回来认为是牺牲了，结果部队决定开个追悼会，会议刚刚开始，李立三他们回来了。李立三笑着说给我开追悼会还要几十年。 第三次追悼会是1980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山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王震等，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悼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其实李立三同志1967年就去世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致死，找不到骨灰，只有一副眼镜放在骨灰盒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