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文帝原本应该在咸阳原上，而不是白鹿原。 西汉王朝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十一个帝王（吕后称制时代的前、后少帝，王莽摄政期间的孺子婴不在其内）共修建了十一座帝王陵，有九座分布在咸阳原上。今天，从高空俯瞰，这九座帝王陵如同金字塔一般，矗立在古老的黄土台原上，诉说着一个伟大王朝的存在。然而，作为这个王朝中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汉文帝却远离自己的父祖子孙，孤零零地独守在白鹿原上。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皇位跟他没有多大关系，就从他的封地足见老父亲刘邦对这个儿子没有太深厚的感情。刘恒封代王，封地在旧赵国北部代郡一带，这是当时汉王朝直面北方强大匈奴汗国的最前沿阵地。当年，刘邦遭遇白登之围，就在代国境内。 刘恒同父异母的哥哥刘盈是皇太子，在高祖刘邦去世后继承皇位。可惜，刘盈早逝。其母吕雉大权在握，先后立了两个幼子为帝。吕雉死后，功臣集团联合刘姓皇族诛灭了吕氏家族。原本远居北方，在朝廷毫无根基的代王刘恒，却被意外地拥立为帝。 意外登上皇位的汉文帝刘恒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君主。 西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建立起来的。秦，曾经无比强大，它成功地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了一部高效运作的战争机器。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军“追亡逐北”，令六国“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表现出来的是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的强悍气势。然而，如此不可一世的强秦竟然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但汉初的统治者却时时刻刻以秦为戒，生怕重蹈强秦覆辙。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出现了。 “文景之治”的“文”即指汉文帝。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孝治天下，自己克勤克俭，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不过，皇帝和后妃们有多节俭，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给自己治下的百姓创造了多大的生存空间。 田租是古代中国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汉初之时，国家法定的税额为“十五税一”，而汉文帝时代只需要缴纳一半，即三十税一。而且，汉文帝还数度全部免掉田租，前后加起来有十一年之久。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国家大幅度减免田租，政府并没有因此变得拮据贫穷，而整个社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富庶的局面。汉文帝执政的二十三年，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疆域辽阔、人口繁滋，有如此众多的户籍以供养赋税，即便赋税极轻极少，供养一个政府，也绰绰有余。 这是一种“小政府、大民生”的国家治理模式。当统治者清静无为，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具有怎样惊人的创造力。“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此时的汉王朝欣欣向荣。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崩于未央宫”，下诏“薄葬”。他将自己的陵墓选在了白鹿原上，而非父亲刘邦、哥哥刘盈已经归葬的咸阳原。 关于汉文帝为何将初陵选在白鹿原上，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源自西汉帝陵实行的“昭穆制度”。刘恒与刘盈乃兄弟，汉惠帝刘盈已经葬入了咸阳原的皇家陵区中，所以，汉文帝刘恒只能选择咸阳原以外的地方归葬。但也有专家认为，西汉帝陵并未实行“昭穆制度”，汉文帝选择白鹿原纯粹出于个人喜好。 无论如何，汉文帝将自己的霸陵选在了白鹿原上。并且，与西汉其他帝陵不同的是，霸陵因山为陵，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墓中）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这与西汉历代帝王陵的厚葬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其孙子汉武帝的茂陵。茂陵修筑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到汉武帝去世时，茂陵中的金银财宝已经堆得放不下了。 汉武帝的确是一个与汉文帝截然不同的帝王。正是从汉武帝开始，我们开启了一个以国家主义挤压民生空间的“强权政府”时代。这个时代，为实现皇帝大权独揽的梦想，为应对对外战争的巨大开支，汉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举措也成为了后世历代帝王效法的典范。 虽然，在以后的历史中，汉文帝一直都为后世所称颂，而汉武帝则成为儒家的反面教材，用以督促皇帝们自我约束。但对帝王来说，汉文帝属于“学”而难“习”的范畴，因为，作为集权一身的帝王，往往更想有所作为，想要证明自己手中皇权无远弗届，而汉武帝的时代恰恰给后世提供了一个范例。 所以，史书中记录的帝王们，众口一词，似乎都愿意效法汉文帝，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成功或失败的汉武帝。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阙《忆秦娥》读来，都是千年的孤独与凄怆，恰如白鹿原上的汉文帝，仿佛一个徘徊千年的独行者。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为了历史的标杆，而历史却并未沿着这个方向行进。 “德”可以服人，“德”却无法驯服权力。所以，作为以德治国楷模的汉文帝成了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异端。而在这片土地上，异端是没有权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