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再是以前的“基础性作用”了。这一全新表述值得期待。
     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雍正、乾隆年间号称清代山西名臣第一人的孙嘉淦，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与实践。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孙嘉淦是位重要的配角，狂生一个，其貌不扬，骨头倒硬。初为户部主事，敢与总理王大臣叫板；后为谏官，又弹劾雍正第一红人年羹尧，最后被年羹尧挟私冤杀。
    

曾因忤逆雍正，被贬国库打杂

孙嘉淦的真正“对头”，不是年羹尧而是雍正。

《清史稿》里说了两件事。其一，雍正即位初，命群臣提建议。孙嘉淦时任检讨（从七品），也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后两件事倒还罢了，独“请亲骨肉”之语颇有影射之嫌，犯了雍正的大忌。幸亏内阁大学士朱轼为他开脱，才捡了一条命。其二，雍正十年，孙嘉淦举贤不避亲，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雍正批评了他几句，他又出言顶撞：“从仁实不堪用。”

原本心里就未释怀的雍正，这回总算揪住孙嘉淦的小辫子了，当下大发雷霆，“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刑部的几个头头早知道皇帝不待见孙嘉淦，审也不审，关了几天，提议按律当斩。雍正到底不是个昏君，此番发泄，气也消了，想想这人是出了名的不要钱，遂“著在银库行走”。

“行走”，是清代官场的一个制度，相当于干部轮岗交流。比如我们常在电视剧里看到某人“上书房行走”、“军机处行走”等等，都是在不夺其本职情况下的兼职。但孙嘉淦的“行走”又当别论，他是罪臣身份，原职已被褫夺，所以只能是临时打杂。不久又被起用，委以河东盐政。

由于孙嘉淦两次跟财政打交道，他才切实体察了民情，了解了市场对于民生的决定性作用。

乾隆慧眼识珠，孙嘉淦仕途顺达

实际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的许多表现刘墉智巧的桥段，都取材于孙嘉淦。譬如皇太后做生，刘墉送去烂姜一桶，寓意“一统江山”。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乾隆过寿，孙嘉淦送青菜一桶，寓意“大清一统”。再如刘墉告老致仕时，用十几口厚重木箱装砖头骗和珅钱的桥段，其实也是孙嘉淦干的。只不过他不是为了斗和珅，而是因为退休了没有积蓄，无法做到荣归故里，所以用木箱装砖头充当辎重来点缀门面。

无论这些故事是真是假，都不影响乾隆对孙嘉淦的赏识与重用。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即位开始，到十一月，孙嘉淦已然升官三次，从吏部候补侍郎到实授侍郎，再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赫然成为二品大员。孙嘉淦也不客气，在其位谋其政，撰写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为乾隆挟父祖奠基成就六十年雄图伟业，提供了高屋建瓴的律己用人之法。

乾隆三年四月，孙嘉淦迁吏部尚书，兼管刑部事。十月，直隶总督李卫致仕，孙嘉淦继任直隶总督（正一品），仕途进入顶峰期。

废弛酒禁，尊重市场规律及自发秩序

关于酒禁之策，清代前期近百年执行得非常严厉，因为担心酿酒耗费粮食过多，所以对酒类市场，朝廷一直是采用立法与行政的双重干预，民间私酿、买卖，均会受到严惩。也就是说，朝廷把酒类加工与贸易的市场，视为一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其“一刀切”表现为不尊重民生现实、市场规律及其自发秩序。弊政产生的恶果，直接就是扰民、困民、贼民，民不聊生。

孙嘉淦甫任直隶总督，即发现酒禁之弊，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馀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馀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

为何有这么多的老百姓铤而走险？

他从丰歉之别、酿酒用粮食品种之别以及丰年酿酒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增加百姓收入等三方面切入，作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

“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

“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麹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睟稉，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

他还进一步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废弛酒禁的必要性：“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

最后得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的酒禁弊端，建议乾隆皇帝引起重视，“立法不可不慎也”。此疏果然被乾隆采纳，下诏弛禁。

经孙嘉淦一疏，此后百余年，清廷在酒禁上基本没再怎么较真儿，嘉庆时的禁酒之举也不过是循吏而报，其实形同虚设。

从孙嘉淦的奏疏中，我们赫然可以发现他有着质朴的“市场决定论”思想。一、朝廷根据丰年或歉年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在确保市场不失灵的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进行最有效的优化（化无用的豆皮、黍壳、谷糠为有用的酒）。二、尊重市场规律和小民趋利图生的自发秩序，“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之所在，虽禁弥甚”。三、由市场来决定价格机制，“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四、政府只是在宏观上进行调控，必然推动有司的行政职能转变到管理上来，对市场的干扰也就少之又少了。

事实也是如此，乾隆废弛酒禁之后，直至晚清，鲜有出台干预粮食消费的政策，有司在酒类市场上所做的事儿，无不是围绕关税、私征、酒厘、国课等管理政策打转转。而市场本身，根据《郑州大学学报》刊载的资料性论文显示，清代中后期仅北方五省，酿酒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民间业主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也能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各酒类品牌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整个儿就是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发挥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