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记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银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著名作家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左右，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作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不错，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格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二十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10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的电车，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从大世界到南市，车价就要1元以上，而当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元左右。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白银时代生活史》的作者、上海名中医陈存仁透露，大概在2000到3000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存仁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1元6角，当时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会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而其中最厉害的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在高人的指点下，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3亩7分的地，不到3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的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一千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五千倍的价格。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