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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形成成熟的地下工作原则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徐焰概括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徐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为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发挥作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西南工作委员会负责川、康、云、贵、湘、鄂的党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如今一些影视剧为了提高收视率，描写地下工作的镜头频频出现“枪战”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现为武林高手，这完全违反了隐蔽斗争的原则。当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军警的掩护身份，都不应拥有手枪一类武器，否则路上遇敌检查便会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响很大的特科“红队”，总共也只有4支手枪，成员平时外出也不许携带，只有在执行除奸的特殊任务时才能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群众工作、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抗战期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最大成就，便是争取了社会各阶层同情共产党的事业，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泽东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徐焰认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就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如1949年解放军南下进军时，南方各地下党组织在几个月内大都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大发展。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受。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