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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伧是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之一，胡汉民、汪精卫常年在广州，叶可算是上海执行部的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六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同执行部同志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十四人联名致信，面呈孙中山，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忙于北上，加上重病在身，已无暇处理此事。叶楚伧则“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5年9月，毛泽东由长沙来到广州。当时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宣传部部长汪精卫为政府主席。汪精卫没有三头六臂，哪能管得了这么多的工作，他看中了年轻且有才华的毛泽东。10月5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当即通过。 毛泽东于7日到部任事，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提交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根据已出版的中外文报刊，针对工农商学各界的知识程度，分别制定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以后有关党义的宣传品，都得先交宣传部审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等领导机构起草了许多指导性的文件，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仍然保留着毛泽东当年亲笔起草的文件。 当时政局动荡造成交通不畅，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品几乎仅及广东一省。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的机关，也限于条件疏于联系。11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国民党中央立即同意这一建议，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就活跃起来。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十二个省市。 1925年11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23日，林森和张继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掀起反苏反共的逆流。27日，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十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五人通电各级党部，指出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全会为非法，并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同一天，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西山会议派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不仅布及国内，而且流毒海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在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 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宣传报告。会议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代表在会上提出，国共之所以常出纠纷，是因为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和活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又没有通过国民党在“该地党部之许可”。这些话在当时很有煽动性。 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予以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从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问题是“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合情合理，那位代表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