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我们和母亲一直住在上海，那段时间过得比较艰苦，平常用钱都得节省。记忆中，我们家很少吃米饭，都是以面食为主，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还是挺苦的。那时候我才几岁，父亲多少有些担心我们。那时上海政治性绑票很多，如果日本人或伪政府的人把我绑了去，威胁他赶紧回上海，那岂不很麻烦?不过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也没地方去，无非是出门上学，或者出去逛逛。我那时候喜欢逛上海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那边都是书店，我喜欢逛书店。可惜的是，这些地方现在都拆掉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因为父亲的生意和产业都在上海，所以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那时也不觉得父亲的身份有什么特殊，觉得一切很自然。 所以，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但我姐姐是长女，所以比较起来，她跟父亲的关系更近些。以往家里来了重要客人，父亲也会让姐姐从学校回来陪同客人的女儿。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大家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地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搬到台湾后母亲跟我们说的。 前楼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是最好的，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地斗争。三哥、四哥的母亲就是和二哥的母亲吵得一塌糊涂才带着两个儿子去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江湖生涯 因为自小到大对自己的父亲和家庭没什么概念，所以也没觉得有必要刻意去了解什么。对父亲的很多旧事，还是到了台湾后才知道多一些。父亲有一个早期打天下时的兄弟叫顾嘉棠，我们搬到台湾就住在他的隔壁，很多事情都是顾嘉棠亲口跟我说的。比如藏鸦片烟、抢码头等，顾先生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那时说我父亲出去打架是不真实的，其实都是顾嘉棠、叶焯山、马祥生这帮被称做“小八股党”的人做的。不过早年他确实干过不少事情，像抢烟筒这种事情的确有，当时抢烟筒是跟帮会有关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