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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同其他人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向领导汇报”的事情了，思想上的这个急转弯来得虽然突然，但显得那样自然。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愿意听机组的汇报。在我们一心一意推举团副参谋长做机组的负责人，想办法寻找上级领导的时候，北京的大本营、空军司令部甚至包括海军司令部在内，已经没有哪位领导准备接受我们的汇报了，有的就是眼前看到的招待所四周的流动岗哨与明显感觉到带有恐怖气氛的环境。我们共同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由。这种被人监视、看管的现实与刚才机组一心想着工作的心情相比，落差太大了，我们无论如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顿时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因为，按理而论，虽然还不知林彪专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能把我们看管起来!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押解返京接受审查 9月14日，即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下午，机组五人在海军同志的“陪同”下，从山海关坐火车离开，海、空军之比为2∶1。开始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在山海关火车站临上火车时，才从车厢上的标志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车之后我发现乘坐的还是软席卧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软席卧铺列车，还附加了这些特有的条件。从空中而来，贴地面回去，残酷的现实给专机飞行员们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 火车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到北京车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机组每人及“陪同”的海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很快就左转弯向西，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样美丽而又静谧，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安静有序，国庆节前的天安门广场也有很多人在为搞庆祝活动而忙碌着。然而，此时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紧张地工作着。我抬头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林彪总是手拿小红书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情境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国庆节林彪还能出现吗?今年的国庆节庆典活动还能像往年那样在这里大规模地举行吗?不可能了!当时虽然还不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但就机组五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从1971年9月14日晚上开始，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从“专机任务”走上了与飞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专机任务”四个字也要打上引号，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人再认为那是专机任务，而认为是林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行为。机组人员作为从林彪叛逃现场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当然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是机组人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从“座上客”突然跌到“阶下囚”的位置，这种意外的转变，使每个人从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承受。 海军保卫部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人“保护”好，首先把我们从北京火车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军大院西侧的一幢平房里，每人一间房子，单独关了起来。紧接着将每人身上的贵重物品，例如手表、人民币等，强行收起来统一保管，连裤腰带也被视为危险品强行没收，这种人格侵犯行为使我们机组人员很难接受。以上这些“待遇”与一起从山海关回来的所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一点让机组人员更想不通了。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关的，身上还带有武器，我们机组是奉命执行专机任务的，现在，把我们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锅烩，算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们机组人员身上都没有带钱，平时身上有些零钱，也都是放在军衣上面的口袋里，夏季工作服只是在任务值班或飞行中穿在身上，机场营房内部也没有什么可买，带钱是多余的。再说，这次属于紧急任务，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多带钱。像两位老陈，除了手表之外，两手空空，每天早上起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性格急躁的团副参谋长实在无法忍受交手表、解裤腰带的行为，拿着手表说：“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其实海军的同志是怕我们逃跑或者拿裤腰带自寻短见。如果海军同志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所有人员保护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机组也是能够接受的。哪里知道，当时海军的领导也因林彪突然乘机叛逃一时乱了阵脚，哪还能将工作做得那样细致呢?反正你们都是没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无形之中我们与海军保卫部门的具体管理人员产生了对立情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