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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