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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春秋战国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强词夺理。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据章开沅氏《清通鉴》，顺治四年七月乙巳(初六日)：“摄政王多尔衮谕示，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其同母弟多铎)、和硕郑亲王(其堂兄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顺治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及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率大臣请摄政王多尔衮在皇帝(即时年十一岁的顺治)前率众臣行礼毕，不必跪拜。谕曰：‘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顺治五年二月戊辰(初三日)：“定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自四川班师回朝。三月初六日，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以其出征无功，且将希尔艮冒功事隐瞒，显系旧念未除;又将为其而死之罪人杨善之弟吉赛升为护军统领，实乃乱念不忘。虽三次戒饬，犹不引咎，应拟死。得旨：‘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豪格后瘐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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