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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解放军进入该乡剿匪时，地主姚源坤、龙少卿、“划不来”等三人的老婆开了一个会，把全乡分为三片，各掌一片，向群众散布谣言，说解放军在这里只能住两个月，并且如何如何可怕。又说：“解放军厉害，天王菩萨有天兵，更厉害。我们多凑点钱买草鞋烧化，烧一双草鞋添一个兵，让天王多出天兵打解放军。”在地主的欺骗下，很多农民出了钱。他们怀疑、恐慌，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工作干部。
     该乡成立农会时，地主姚本芳用8分田收买了姚有义，使他假装积极混入农会当主席(后区人民政府审查农会时，发现姚有义历史不纯，清洗了他)。跟着，已被枪毙的恶霸地主刘登厚的侄儿刘攀槐又混入农会当治安委员，并掌握了农会的大权。农会7个委员，只有正副主席比较好，但是有职无权，其余五个委员都直接或间接被地主掌握了。12个小组长，其中有5个为地主所利用。农会的1066个会员中，中农占772人，贫雇农只占294人(全乡共有贫雇农1200多人)。劳苦农民不敢讲话，反霸分田分果实时，假积极分子分得多、分得好，劳苦老实的贫雇农却分得少、分得坏，甚至得不到果实。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爪牙田天权(当过伪保长和伪保队副)曾混入农会当评议员，被清洗后，又派他的儿子田大林混入农会当宣传员。
     1951年11月24日，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乡后，从三个本乡的土改队员中，了解了一部分情况。接着土改干部到各组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选择扎根子的对象。
     和其他新区农村一样，不少的贫雇农有和平土改思想，认为恶霸地主已被镇压了，地主都老实了。农民已分了果实，土地改革没有油水，确定一下地权就行了。底层的贫雇农虽然迫切要求翻身，但仍有些怀疑、恐惧，不敢接近干部。大部分中农对土地改革不关心，并怕把田打乱平分。少数富农靠拢地主。干部进行访贫问苦时，听到的只是“搭帮(湖南方言，感谢之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更深一层的话就听不到了。提到地主，群众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说远处的不说近处的，说扣押了的不说未扣押的，说别乡的不说本乡的。干部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有些农会小组长见到工作干部来了，争着向自己家里拉，要干部在他们家里住宿，吃饭，深怕干部住到贫苦农民的家中去。工作组长郝全在第六组召集五个小组长了解情况，问到地主活动的情况时，农会组长田昌柱说：“地主在反霸后都老老实实了。”问到第六组谁最穷、谁最苦时，田昌柱首先提出他的侄子田必周。另一个正派的治安组长说：“李高富、张天元最穷苦。”田昌柱立刻反对，说李高富、张天元如何“好吃”，如何“自私自利”。
     工作组的领导干部发现干部深入不下去和到处碰壁的情形后，就强调干部应艰苦深入，与贫雇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扎下根子，并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求大家“沉住气，不乱跑，扎下去”。
     于是工作队员改变了做法，不是一般地在面上进行了解，而是深入到贫雇农中，同他们交朋友。
     该乡六组有个叫李高富的农民，外号叫聋子，虽然最穷最苦，但为人正派，夫妻俩只有一个4岁的孩子，家里什么也没有，住在乡小学旁边一间连着厕所的破房子里。
     工作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就派了队员郝全去访贫问苦。郝全到李家时，正巧李高富外去打短工没有回来，他的老婆吴氏正在做饭。郝全就帮她烧火，同她拉家常，但吴氏不理会，眼看天快黑了，吴氏问郝全：“我们聋子犯了什么罪呀?你告诉我吧!他跑不掉的。”虽经郝全多方解释，但吴氏仍有很大的顾虑。
     不久，李高富回来了。郝全问他：“今天在哪里做工?”李高富正要答话，吴氏马上说：“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第二天，天下着雨。郝全又去了李高富家。屋子里漏得满地是水，李高富盖了一件蓑衣在睡觉，吴氏坐在火塘边双手撑着头在发闷，郝全进去了也不理睬。郝全很亲切地问她：“有病吗?”
     吴氏不耐烦地回答说：“有病，不能说话。”郝全就关切地说：“不要紧，我们带有治头痛的药，我给你拿去。”
     郝全拿来药后，又用开水冲好给了吴氏。吴氏被郝全感动了，态度有了好转，要郝全到火塘边去烤火，并叫醒了李高富，要他同郝全谈话。郝全问：“为什么盖件蓑衣呢?”吴氏说：“没有被子盖呀。”
     “木匠屋里没板凳，祖辈劳动饿断肠，泥巴腿子单身多，十年长工子孙绝。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会这样呢?”郝全引用的是在当地群众中普遍流行的俗语，“你受过多少苦，你想过为什么吗?”
     郝全的话出动了吴氏的心灵，吴氏忍不住地讲起了自己的苦楚：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生了三个孩子，冻死饿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才四岁。父亲年纪大了，还要上山打柴，因为路滑从山上滚下摔死……说到伤心处，吴氏大声痛哭。接着，又说出反霸以后她所知道的地主破坏活动的种种情形，还把丈夫也发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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