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给这些帮助过中国的外国朋友颁发了勋章。对于贝德士和费吴生等人来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中国度过，又和中国人经历了这场生死与共的大劫难，他们也许想在中国待一辈子。但1949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贝德士曾试图在他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中寻找共通之处，他觉得自己可以在新政权下继续从事教育和研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一切成为泡影。作为金陵大学少数被“礼送”而不是被驱逐的美籍教师，他离开了工作30年的大学。费吴生在1940年甚至受邀访问延安。由于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费吴生对共产党抱有成见，他早年在中国的事迹也便不再被提及。1967年，费吴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在台湾出版。这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1937-1938年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时至今日还是指控大屠杀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