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戴笠手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众多的好车。军统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乘坐的都是些又老又坏的车。毛人凤因在军统局办公，还可以轮流用一下几部公用的车辆，郑、唐则对此极为不满。唐纵在沈醉从南京收拾戴笠尸身后，赶回重庆向他们报告情况时，向局本部提出的第一件事便是要两辆好汽车。戴笠在世的时候，军统局的处长都无专车，他死后每人便都分到一辆。他对汽车的使用虽然控制得很严，甚至蒋介石派到军统负责会计财务的经理处长徐人骥的儿子在重庆结婚，想借他的好汽车用一天，他都不肯。可是重庆稽查处、特务总队等要进行搜捕工作，或押解政治犯时，他不但马上答应派车，而且还叫沈醉派他的好车，要多少就多少。由于他爱汽车，又不懂开车，所以对给他开车的司机和专门给他修车的技工都非常好。他经常叫手下的亲信去学学检修汽车机件，怕工人们不可靠，要相信的人多懂得这方面的常识。他对给他开车多年的一个老司机华永时特别喜爱，除了经常给钱，还送华的儿子去读中学，由军统全部津贴。对一个在军统汽车大队修车所的熟练技工杨根宝也经常去找他聊上几句，以示宠爱。杨也特别尽心尽力，使得他的汽车很少在中途发生故障。当时重庆缺汽车零件，只要杨根宝和修车所主任曾惕明向他提出，马上就叫总务处打电报到印度甚至到美国去购买，空运到重庆来。在这方面，实在花过不少的钱，所以他所用的汽车，始终保养得很好，极其不容易出毛病。
除了军统内部人员的争夺外，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也以自己“嫡长子”的身份，卷入了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自从被父亲严令回到家乡，戴藏宜就一直就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只是倚仗父亲势力，在家乡无恶不作。他在江山县办一所小学，自任校长，对在该校工作的女性，甚至连自己亲戚也要加以蹂躏。他相当怕他父亲，因为从他记事的时候起，每当他和父亲相处，戴笠都会用鸡毛掸子打他。他们父子间很少见面，也极少通信。戴笠在世时，特务们对他还客气一点;戴笠死后，连正主都没有人理睬，特务便对戴笠的家人都变得冷淡起来。
在瓜分戴笠的财产时，戴藏宜满以为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把。他非常想得到戴笠的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结果不但郑介民、毛人凤等同他发生冲突，连军统南京办事处长李人士也为了争夺一部派克牌跑车几乎把他扣押起来。当时戴笠的棺材还停在中山路灵堂，他就跑去抚棺痛哭，甚至还告状告到了蒋介石面前，要求重新调查戴笠去世的真相。但是查来查去却始终找不到什么线索，只得作罢。而斗争之后，这辆汽车还是被李人士拿走了，最后沈醉另外给他找了一部别克牌跑车了事。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而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
1946年，戴藏宜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他不得己回到保安后。便与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1000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最终，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
戴笠的母亲蓝月喜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的真相。因为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向她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仍留在人间的假像，以免老人家伤心。
1953年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两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直到今天，戴笠的后代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光环，而是隐没在人群中，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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