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着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很可能还暗中通奸)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我们的推测，《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
     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隋炀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修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就这么在历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成了乱臣贼子、凶悖之徒、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不过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意识不到这一切。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子民。他仿佛看见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正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化成一片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