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开始了,我是反革命” 我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但后来我坐起来,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经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