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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