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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