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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7日，日军分四路进犯长沙，水陆路并进。9月23日，日军调集80门重炮瞄准新墙河南岸、王街坊、七步塘等我军阵地猛轰，5000名步兵随后渡河。薛岳命令所属官兵坚守碉堡，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使出三招毒计，先是升起载人气球，居高临下指挥炮兵射击，继而施放毒气，又派飞机轰炸，三波恶毒攻势之后，再派近6000名步兵渡河冲锋。缺乏防毒面具的国军官兵有400多名官兵中毒，但仍坚持在毒气中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新墙河上漂满了浮尸，河水染成血红色。激战多时，薛岳命令后撤。国军第六十师撤到汨罗江新市南岸一带集结。 9月26日，原本退到汨罗江一线的国军，依预定计划缓缓退后。日军不疑有他，第三师团进逼湘阴，第六师团前进到栗桥，第十三师团直抵福临铺。国军一路佯装败退，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第一九五师、第五十二军、第四军均到达指定设伏位置，布下“瓮中捉鳖”之阵。到10月2日，以逸待劳的国军开始大规模伏击，猛烈围攻日军，毫无准备的日军以为是神兵天降，被打得落花流水。据何应钦《八年抗战》的描绘，我军跟踪追击，加上当地武装民众群起协同作战，敌人望风崩溃，死伤4万人上下。到了10月6日，我军恢复阵地秩序，并继续朝岳阳进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战果，诚如“长沙会战碑”碑文所记：“鏖战二十四昼夜，遂奏肤功，歼寇四万，长驱三百里。”蒋介石闻讯大喜，在一次演讲中说：“自从月初湘北战争以来，我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变，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 然而，受了教训的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侵吞我领土之野心，1941年9月，日军卷土重来，出动陆、海、空总兵力12万余人，并强拉中国民夫15万人修筑从湖北通往长沙的道路。而我军的兵力仍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相当。 薛岳在第二次会战前即预料，日军吃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瓮中捉鳖的苦头，第二次打长沙必采用全新战法，从湘北方向单刀直入。日军主力果然从湘北而来。薛岳灵活运用他拿手的“天炉战法”，把大部队预置于侧翼，再以小兵力与日军接触，佯装正面抵抗，再引诱日军主力进入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一带。直到大部队和辎重车辆通过，日军先头部队已逼近长沙，日军便衣队甚至渗透进长沙市区，薛岳率领的国军主力仍坚忍不发，按兵不动…… 一直忍到9月29日子夜，日军第四师团、第十三师团先头部队正准备包围长沙城郊，薛岳拉满的弓弦突然将箭射出，他命令预先埋伏的两个军向日军发起猛攻，另两个军由浏阳河两岸攻击日军的侧背，然后调动5个军向万家铺、新安铺之线急进，防止敌军向后逃跑。 9月30日，第十一、第十二挺进支队奉薛岳之命，将杨林街、长乐街道及新墙市道彻底破坏，断绝日军退路，合围态势形成。10月1日，总攻开始。国军不断冲杀，日军兵疲马困，战斗中只要稍有空档，宿营时倒地就睡，而此刻又是国军敢死队扫荡鬼子的最佳时机，许多敌人都在夜宿时分，被我军一个一个解决。日军夜里不敢睡，白天精神不济，退却时昏昏沉沉，又遭国军的追杀及沿路的游击袭扰。鬼子睡也不是，走也不是，进退不得。 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的“天炉战法”大显神威。不过，毕竟敌强我弱，我军损伤仍颇重，堪称“惨胜”。据薛岳提供的数字，我军伤亡5.9万人以上，日军死伤4万人以上。何应钦的统计是日军死亡41537人。 1941年12月19日，就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不到两个星期，日军不甘心前两次败阵之耻，又乘珍珠港事变的势头，悍然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次会战持续29天，日军遭逢更重大的惨败，伤亡六万余人(何应钦的统计数字是“是役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名，俘敌一三九名”)，据说光是清理战场时焚烧尸体就烧了好几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