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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中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中共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都是列入中央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中共如果不借助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国共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政权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中共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国民党，主要由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准备，国民党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国民党政权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暴动起义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共，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中共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毛泽东说的，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中共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中共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中共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中共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政治理论，只要对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中共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中共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中共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中共中央的构成，从中央委员到总书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