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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比如日军在中条山会战后发现“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135页)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如1942年华北日军进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事后检讨作战缺陷时这样说：“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2章第5节)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1943)夏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四章第五节)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