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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判断失误的还有时任印度外交部长M·J·德塞，1962年9月22日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德塞称中国或许不会对印度的“前进政策”作出大的反应，或许只会占领一到两个哨岗。 报告中还提到了总参谋长B·M·考尔中将。他在开战前刚刚被指定为新成立的第4军的指挥官。考尔的驻地设在提斯浦尔附近，但他因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病返回了德里，而就在此时，战争爆发了。报告说他在病榻上下达命令，高级军官们则放任他这样做，而不是去寻找一位继任者。这都被视为指挥不力的例证。同样，报告还提到考尔曾在冲突高潮阶段致信尼赫鲁，敦促其与美国接洽，要求美方提供帮助，这表明高级将领当时已经慌了神。 报告将大量批评笔墨指向了陆军总部的优柔寡断。如第4步兵师撤退事件，这支部队在经历克节朗河惨败后迅速重建，被派去防守位于现今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境内的一条撤退路线。印军决定由陆军沿这条撤退路线展开“长期、顽强”的防御战，并为此加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