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20年来，甲午中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热门课题之一。兹就研究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评述如下。 甲午战争的起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在中外学者中间，对此认识很不一致。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见解: 第一种，认为朝鲜东学党起义引发了甲午战争。如称:中日“冲突的起因，是两国派兵讨伐朝鲜的暴乱。”乍看起来，似乎言之有理，实则不然。因为早在朝鲜请救清朝廷派兵之前，日本内阁己经作出了派遣重兵入朝的决定。其后又根据战时条例，成立了作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大本营，并命令驻朝公使迅速回任，密授以“便宜措施”的非常权力。事实上，日本公使回任时，朝鲜局势业己平静。日本政府见在朝留驻重兵己没有任何理由，便密令驻朝公使“作为延迟我军撤退之理由”，“派遣公使馆官员至暴动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而上述调查，务令其缓慢进行，并使其调查报告书故含与和平状态相反的情况”，以伺机而动。这就非常清楚，东学党起义只是日本寻衅的一个口实，并不是导致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第二种，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甲午战争，主要是缘于经济的原因。如称：“日清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市场而……进行的战争。”此说固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末抓住问题的根本。当时日本的经济刚进入确立产业资本的阶段，朝鲜市场对日本工业资本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甲午战前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在其贸易总额中的比率只有2％－4％，对中国的贸易也只占其贸易总额的10％－14％。因此，不能说确保国外市场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 第三种，认为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伊藤博文内阁面临垮台的危险，感到“政府若不做出惊人的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唯一的办法是把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的不满移开，因而发动了这场大规模侵略战争。此说见诸许多论著。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日本明治政府坚持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才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决定性的原因。早在1868午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既开始推行“武国”方针，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便举全力进行对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而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己经完成了入侵大陆的准备。所以，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它蓄谋己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偶然的。  甲午战争的赔款 中外学者对此认识颇不一致，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其一，作为索取赔款的依据，日本究竟支出了多少军费？马关议和时，日方代表曾设计了两个支出数字：一是5亿日元；一是3亿日无。其实，这两个数字不过是日本政府为索取高额赔偿而虚拟的，可置而不论。至于日本军费实际支出的数字，大致有三种意见：（一）2.5亿日元；（二）2.25亿日元；（三）2亿日元。2.5亿日元是日本临时议会通过的预算案，包括临时军费1.5亿日元和军事公债1亿日元。但1亿日元的公债并末全部售出，故实际军费支出不可能达到2.5亿日元。2..25亿日元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决算收入数目尚未全部花完，故实际军费支出也达不到2.25亿日元。2亿日元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支出数目，但收支决算的终止时间是1896年3月，其中不仅包括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用兵的军费支出，而且还包括以后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所以，日本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的军费支出必定低于2亿日元这个数目。当时中国议和代表估算日本军费支出不超过1.5亿日元之数，折合库平银约1亿两，是接近于事实的。 其二，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偿有多少？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库平银2亿两；一是库平银2.315亿两。根据《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库平银2亿两交付日本，作为军费。这是前说之所本。但是，《马关条约》所附《另附》第一款又规定，日军在威海卫的驻守费要中国支付，每年库平银50万两，三年计库平银150万。此外，根据《辽南条约》第三款，中国还要支付日本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为库平银2.315亿两。这是后说的所本。从条约本身看，两说都是确有所据的。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马关条约》换约后，日本为向中国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实际赔款，便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所谓“库平实足”，实际上是要另行规定库平银的成色。库平原为清朝廷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银两的标准成色为935.374，即每千两纹银含有935.374两纯银。但是，日本方面却以“库平实足”为借口，要求中国所赔之库平银应按成色988.89计算。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朝廷只好接受。这样一来，中国实际交付的库平银数目便多支出1325万两。 不仅如此，日本为在战后实行金本位打下财政基础，还要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由于连年以来金价上涨，银价跌落，故银磅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是难以歇制的，这就形成了“镑亏”。据计算，仅此一项，日本就又从中国轻易地多得了库平银1494万两。由此可知，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应包括五项：（1）军费库平银2亿两；（2）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3）威海驻军费库平银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借口向中国勒索的库平银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库平银1494万两。以上五项，合计为库平银2.597亿两。 还应该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币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支出的3.4倍，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对方伯谦的评价 近年来，甲午人物研究异常活跃，其中对方伯谦的评价问题讨论最为热烈。一种意见认为，方伯谦作为济远舰管带，在黄海海战中驾舰“首先驶逃”，是临阵脱逃的逃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伯谦不但未曾驶逃，而且一直坚持打到海战结束，是一位爱国将领，应该予以肯定。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绝难形成共识。方伯谦军前正法，到底是否历史冤案，判断的唯一标准应该是他本人的海战实践。 最早公开为方氏辩冤的，乃自称“冤海述闻客”者撰成的《冤海述闻》一书。是书刊于1895年，100年来为方氏鸣冤者多以此书为主要依据。但该书多有偏袒方氏之处，不能不严重影响其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如书中称济远舰回到旅顺口的时间是下半夜“四点二刻”，与海军大队回旅的时间“相隔仅片时”，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据考证，“冤海述闻客”的真实姓名叫何广成，黄海海战时任济远舰帮带大副，乃舰上职位仅次于管带的高级军官。方氏对其人有知遇之恩，二大关系非比寻常。他做为济远舰的“二把手”，对海战中“首先驰逃”也负有责任，因而撰写《冤海述闻》，即为方氏鸣冤，又可为自已卸责。所以，《冤海述闻》所述不可尽信，不足为方氏翻案之据。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方伯谦在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的问题。有论者认为，方伯谦并未“首先驶逃”，因为有一个“时差”问题。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故凡日方文献中记述海战的时间都要减去1小时，才能与中方的时间一致。据此，日方记述海战结束的时间为下午5点半，就应改为4点半，从而可以“证明济远舰不是逃，是恶战停止后与日舰同时离开战场”的。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时差”的问题。如济远舰于海战翌晨“丑刻”先行回旅，海军大队“卯刻”始到，前后相隔4个小时，皆是由旅顺前敌营务处记录在案，就不可能有什么“时差”。还可以对照一下中日双方的海战报告：平远舰参战的时间，中方报告说“未正二刻”，日方报告说“（午后）2时30分”，完全一样；海战结束的时间，日方报告说“（下午）5点半停战”，日方报告说“时值下午5时半刚过”，又是完全一样。何来“时差”之说？ 济远舰“首先驶逃”之语，见于提督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然并非孤证。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与第一游击队旗舰的海战报告，以及其他各舰的记事和海战参加者的日记，大都有相同的记述，可相印证。所以，从现有史料看方伯谦在海战中“首先驶逃”的结论，是难以推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