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近代五次反抗外侵的战争中，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是一场颇具特点的战争。在中法战争过程中，由于中国挫败了法国的侵略攻势，最终与法国签订了既不割地也不赔款的《中法简明和约》，从而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高成就。中法战争在时间上恰好处在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中间，因而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中法战争既吸取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而它本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则影响了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并以此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中法战争之前40余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订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割让香港、赔款3200万元等条款；约20余年前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结果中国又遭惨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许多权益；在中法战争之后的十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只进行了约8个月，被打得大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割让台湾、赔款银3亿3000万两等苛刻条款；再过5年，则是八国联军侵华。在这次战争中，天津和北京再次被占，全国许多地方被侵略者蹂躏，中国被迫与侵入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银4亿5千万两，加上利息和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约达到10亿两白银，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国家还是这些国家，军队还是这些军队，但中法战争与其他四次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那么，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两点: (一)中枢了解敌情，制定正确决策。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刚与西方列强作战，对外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适当的对策。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举棋不定，忽战忽和，弄得前敌将帅和士兵也无所适从，不能激起杀敌热情，自然难以取胜。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较日本在军事上本来占有优势，但清政府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轻敌，在备战不足时即仓促出战，人为地将全局的优势变为局部的劣势，而稍遭败挫，则又怯战求和，严重地挫伤了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至于与八国(实为十一国)联军开战，则完全是被迫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方面，战败就是意料中事了。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却通过各种途径，较多地了解到法国的情况，特别是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步兵得三千人，厘饷得五万两”（1），却能在越南长期抗法，斩将搴旗，屡建功勋，以及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多次报告法国情况:“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2）中，知道经过普法战争惨败的法国，国力削弱，已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强悍，要跨海万里来侵略经过20余年洋务运动、国防力量有所增强的中国，可能不易占得便宜，并最后得出诸如张佩纶奏折所说的:“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的结论（3）。这种对敌人较为正确的了解，为清政府制定坚决抵抗，不轻易向法国的勒索讹诈屈服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及前敌将士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定，即使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或对方外交上的威胁恫吓，也不轻易动摇，不让法国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得逞，这是中法战争取得不败结果的保证。 (二)文韬武略，发挥极致。抗法的方针大略决定以后，能否实施，还要看文武官员和前敌将士文韬武略的发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林则徐守广东、邓廷桢守福建、僧格林沁守大沽打过一些胜仗外，其他文官武将似乎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海陆各军的装备远较中法战争时优良，却只有在聂士成指挥的摩天岭保卫战中打败了来攻的日军，陆军除了在平壤一战抵抗较为激烈外，余下的则是从朝鲜退过鸭绿江，再从九连城、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旅顺、威海卫一路狂退，说不上是进行了真正的作战，而北洋舰队主力则从汉江退到黄海，在黄海一战败后，再退旅顺、威海卫，只知龟缩海港，避战保船，直到全军覆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