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自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凭借着自身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等优势逐渐成为中原王朝赖以立国的经济重心。但在此“风水宝地”建都以“号令天下”的王朝政权却多如白驹过隙而匆匆“寿终就寝”。
    
    江南风景
    即使是享国二百年左右的东晋与后来的南宋政权，虽寿命较长，然后却无力担负“一统天下”的重任，最终还是被北方崛起的军事集团加以兼并。朱元璋虽北伐成功，但是之后的靖难之役却使王朝的政治中心由江南移向华北地区。那么导致其政治寿命短暂或在政治进取方面表现“弱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不妨与各位探讨一番。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江南地区东临大海，西临荆襄之地（即长江中游地带），南为两广丘陵。四周或临大海，或有盘沿曲折的山地丘陵同江河相辅来发挥屏障江南地区的作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同当时遍地狼烟的北方地区相比可以说是极为难得了。更何况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较早被开垦的南方地区，农业经济相比周围地区更为发达（同时还靠海，商业发展也较蓬勃）。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于又掌有一定武装力量的“野心家”来说可算是如虎添翼。
    
    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要钱有钱，要兵有兵。为何还是难以堪当统一的大任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孟子曾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指优越的现实条件并不能使人或一个组织更好生存，反而会使其有恃无恐，从而滋生“满足于现实不思进取”的“享乐基因”。而在潜在或直接威胁的逼迫下，人或组织反而会迸发出“励精图治”的勇气与决心，从而死中得活。
    但是不幸的是，江南的立国者们大多跌入了前者的“陷阱”。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陈朝，在陈霸先开国之时，南陈军队尚且拥有一定战斗力。但陈霸先辞世后，南北政权对峙的“边境线”逐渐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中，在这个阶段，北方新崛起的隋政权在对突厥与吐谷浑等游牧民族的作战中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可靠的军事骨干，同时其军事动员能力，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同南陈相比也显得无比高效率。
    而反观陈朝方面，和平的态势反而使其满足于既成的现实，而陈后主对于隋朝步步紧逼的动向所持的一笑置之的态度也将整个南陈拖入了覆灭的深渊。
    
    荒淫的陈后主
    我们可以看到，把江南地区作为政治重心的政权虽然在短时期内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但是从军事方面看，军队因有天险的屏障而疏于军事训练，同其他军事力量作战以获得宝贵军事经验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相反，上层指挥者因惧怕承担主动出击所存在的风险而更加自闭与保守，军队也由政权的生存支柱转变而为赌博谈判的资本或筹码。存在于表象的“良好生存环境”无法带来政权的勃兴，反而成为其各种弊端赖以滋生的温床也就不奇怪了。
    
    隋灭陈的战争中，陈军虽倚仗天险试图死守，然后在隋出奇兵且水陆并进的联合打击下瞬间崩溃
    朱元璋为何能“反其道而行之”？
    接下来笔者认为还需解释一个“反面事例”，即朱元璋也把江南作为他的政治重心，并逐渐统一全国的原因。首先朱本人出身贫寒，而在社会中几十年流浪漂泊不仅丰富了其人生经验，同时也孕育了其同同时代人不同的眼光和格局。
    
    影视剧《朱元璋》中的少年“朱重八”
    但是反观当时其他的“野心家”们，多数地方精英在元末的混战当中多仅图自保。因此他们所组建起的自卫“乡兵”虽具有一定战斗力，但都仅满足于自保而无暇将眼光抛向“争夺天下”。而朱元璋则不同，卑微的出身不仅使其甩掉了做事顾及““礼义身份”的沉重枷锁，同时也摆脱了“祖产”束缚住其迈步“走向天下”的脚步。所以朱逐渐由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
    
    而更重要的是，朱在以应天府为根据地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到了陈友谅与张士诚这样的“竞争对手”（北方地区的元军因忙于镇压红巾军主力而无暇顾及朱元璋，因此可暂时忽略不计）。抛开他们个人性格不说，他们所拥有的实力并不逊色于朱本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朱的“忧患意识”同他们相比反而更为强烈，而这种意识也促使其更加下一番决心，以积极的“礼贤下士”的行为与强化“赏罚分明”的体制来吸引新的支持者。
    
    在徐达与李善长等人的支持下，其逐渐的统一了整个南方地区（云南除外），因此朱元璋对中原的争夺已经不仅仅只靠江南一地，而是挟大半个南方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发动对陷入四分五裂的北方地区的最后一击。朱本人能够破除掉“江南定都国家多短命”的“魔咒”也就不奇怪了。
    
    描绘“徐达北伐”的连环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