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七、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