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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