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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个前线高级指挥员，对李德的瞎指挥深有所感，同时也深受其害。所以当聂荣臻再次提起李德的瞎指挥时，他思潮汹涌，难以平息，想起广昌战斗后一次他与博古、李德的争吵来。于是大声说着：“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张树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第58~59页，第2章“长征路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博古的头低低地，蹙着双眉，处于一个被告的地位。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李德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好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 坐在窗子边的刘伯承听到彭德怀义正辞严的发言，使他的感触就更多了。作为总参谋长，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与博古、李德的接触很多，对他俩的错误有所察觉，虽然当时看得不是那么清楚，甚至有的还缺乏认识，但总感到这种打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尽吃败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即使大家对军事策略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议论，不敢公开提出来。所以，刘伯承对军事指挥的不民主，个人说了算，特别是顾问的独断专行很有意见。他考虑了—下，操着一口四川话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张琦编着：《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将领》，第2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