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对传统挑战渴望理想爱情。《西游记》所涉俗世女性少而又少，仅西梁女国、唐僧母可以列入。但无论是工笔细描的女儿国，还是简笔勾画的唐僧母，在反映时代精神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变异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佛经传说中的“女人国”故事，旨在传播佛理，把“女人国”喻为人生之苦海，人必须抛开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说《西游记》则有意淡化“女儿国”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国作为一个人间国度来描写，把西梁女王作为凡俗女子来塑造。尽管“女王招赘”也是考验唐僧西行取经诚意的一“难”，但它与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人情、人欲表现出大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

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女王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重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当见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心欢意美之下，“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态态，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弯也?”，大胆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奎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执着，让唐僧战战兢兢，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对唐僧的情，是以性爱之欲为前提的，换言之，是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梦中的欢会意义一样，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折射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观念。《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对女性的描写，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西游记》属世代累积型小说，“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变幻莫测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 强的“人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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