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在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鲜明地提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在纳粹党执政的短短数年间，德国经济得到腾飞。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安排下，绝大多数德国公民(除了那些“国家公敌”)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会保险、国民福利、有薪休假等，这些“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称要让“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民意的支持，令纳粹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更为得心应手、理直气壮。

在那些“真正德国文献”的示范下，第三帝国建立起了有严格程式的官方写作规范。在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配合下，与这些范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灭。“真正德国文献”终于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德国刺刀”。

作为第三帝国“团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帝国作家协会设定了严格的准入门槛和政审标准：“雅利安鉴定”。“雅利安鉴定”，就是要作家们书面保证对国家的忠诚，承认国家有“审查和照管的权力”。这其实是一张充满“霸王条款”的卖身协议，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阶。不管是真的为了理念，还是只为了饭碗，“雅利安鉴定”终于成为那些德意志作家们时尚的行为艺术，尽管他们的前辈同行们曾经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头颅和心灵。在纳粹党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长”为领导干部，也在经济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则成为这一帝国文化“军队”的“精锐”所在。一群年轻的政治诗人，在帝国的支持成为党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