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国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汾阳)，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关于战争的指挥者，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轸。事实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是有道理的。连晋文公也盛赞：“偃言万世之功”，给狐偃以极高的评价。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可以这样说，狐偃为晋文霸业付出了毕生心血，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誉实不为过。狐偃的品行和才华受到各国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孙固称孤偃“惠以有谋”;曹大夫僖负羁赞狐偃：“可谓贤矣”楚令尹子至见其卿才，甚至“请上狐偃。”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还受到后人深切的怀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流亡途中，历尽磨难。所经各国，有礼遇，更多的则是冷遇和轻慢，甚至难免乞食，或有杀身之虞。狐偃为了返国大局，忍辱负重，唯力是视，受到时人的嘉许和后人的尊敬。其次，孤氏父子之人忠公体国，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骊姬之乱后，狐突派其二子夹辅重耳，逃出晋国。在秦时，当狐偃听到献公命从重耳亡者返国，不返者“尽灭其家”的胁迫时，他大义凛然，拒绝回晋。其父狐突也仗义死节，伏剑身亡。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为忠义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为忠惠利应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诞辰日至今仍为交城一带的传统古节。最后，作为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狐偃在春秋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晋之卒成霸业，偃之力居多，”而晋文公称霸，遏止了秦楚等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扩张，动摇了西周宗法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狐偃的历史贡献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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