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唐代整体的女性着装都随着当时大环境的宽容和更为开放的商贸往来发生了大的改变。唐代女性，特别是皇室和贵族女性多以半袖装和坦胸装为主。

在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中或者是唐朝的壁画上面，记载了许多古人出游的着装。从那些唐代的仕女画中，大都可以看出唐朝女性日常穿着的坦胸装都是非常轻盈飘逸的，衣袍宽大轻薄，大大解放了传统服饰对女性的束缚，使之充满活力，也非常符合唐代“以肥为美”的审美标准。从整个唐朝女性的着装来看，基本遵循的潮流是：由遮蔽而趋暴露(样式)，由简单而趋复杂(花纹、妆饰)，由简朴而趋奢华(服装风格)，由清秀而趋丰腴(身材和体型)。

唐代女子为何钟爱露胸装?

而唐朝的女装为什么如此的大胆开放?唐朝女人又为什么喜欢这种“袒胸露乳”、“裙长曳地”的服饰文化呢?

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襦裙装、胡服与女著男装。到了中晚唐以后，胡风渐弱，更多地恢复了汉族传统，经过改制的宽衣大袖的襦裙装又成为唐朝妇女的主要着装形式。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促使服饰文化并蓄古今、博采中外而出现了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使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成为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

而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引领女装潮流，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胡服、轻巧坦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广大妇女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所谓“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等等都被奉为妇女必须恪守的清规戒律。但是，到了唐代，由于当时胡族习俗、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隋唐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多元文化的长期渗透形成了唐朝人兼容并蓄、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这使唐朝妇女，尤其是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女性，能够生活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

唐代仕女画

在这种开放宽松的环境中，唐朝女子洋溢着艺术的激情，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了大胆的改造。据有关史料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所谓胡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乌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安史乱后胡风减弱，又回归汉装传统，一些贵族女性骑马出行，使用一片纱网于额间为饰，整个面庞也基本坦露于外，名曰“透额罗”。唐代贵族女性这种大胆的尝试，逐渐摆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看清了自己本来真实而美丽的脸庞。从“出门遮面”到“外出露脸”，无疑是一次人之本性，即表现个体的存在，与礼教的抗争。在“外出露脸”的基础上，唐朝女人开始向更为开放的“袒胸露乳”的服饰文化冲击。

李唐皇室祖先起自西部边陲，具有浓厚的胡族血统。天生的异族血统和固有的胡人心态使李唐皇室对所谓的“华夷之辨”相对淡薄。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等唐朝帝王一生对胡人舞，柘枝舞、胡旋舞不能忘情，因此也创造了胡乐的鼎盛时代。胡乐本是西域胡人的乐舞，后来不仅乐曲舞姿传入中原，而且各国经常向唐廷进贡会跳此舞的女艺人，表演时舞人须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帽上缀有宝珠，时时闪烁发光，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腰上系着佩有饰物的革带，足蹬软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柘枝妓》诗云：“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而且他在另一首《柘枝词》也说：“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这样一套装束，既是一种舞服，又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和友好国家的日常服装，具有浓郁的异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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