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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