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曾只比丁谓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所以，认为“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不能成立。

四，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而丁谓虽也曾拜相，入主二府，但为人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多出自他与王钦若之手，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五，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脱去丧服，标志着朝廷规定的法定丧期已过。“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是没有依据的，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由此看来，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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