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首当其冲(鄂北地区党组织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才逐渐恢复活动)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党组织和统战关系都受到了影响。例如时任第45军(川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的陈离，长期秘密支持中共的活动，被项告发而被解除军职，陈离所部中共党员不得不离开部队;孙连仲统辖的第二集团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因项出卖于1940年春遭到破坏，原在该部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中共党员被扣押。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因与项多次接触被解职，调往重庆变相软禁一年多，而何基沣所部中共党组织被迫撤出;至于项曾长期活动的东北军中大批中共党员被迫转移，党在东北军的活动陷于停顿。

据当时看过项乃光供词的陈离说，“我在军部看到汤恩伯将项叛变后的供词印成小册子的全文，其中供出何基沣拿武器在四望山组织游击队根据地的机密甚详……”。

这就是当时党内将项乃光叛变称之为“小项事件”。

项乃光叛变后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赏识。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项乃光，称他是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张国焘1938年投奔国民党)，并介绍他参加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戴笠对得到项乃光这样的叛徒也很是兴奋，给了他少将的职衔，拨给一辆汽车供他使用，还亲自陪着他到处做演讲，按戴笠的说法，“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

项乃光叛变后对于“剿共”非常卖力。他首先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鄂北地区开展活动，然后到安徽界首开办对中共进行渗透训练班。1947年8月，项被调往东北负责指挥北满的特务活动，仅在长春解放前的半年时间里，项即指挥特务机关逮捕屠杀了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和普通老百姓200多人。

在长春、北平等地解放后，项乃光追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继续在国民党军情治机关工作(其间，曾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活动)，主持所谓“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在几次“反攻大陆”的阴谋活动中，他都扮演了主要设计人的角色。据说，项于1993年死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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