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已经爆发了120年，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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