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西周开始，洛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中国四方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一统时代政治中心的地位。西周虽然建都镐京，但从周武王开始就营建洛阳，说明洛阳在政治与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及章帝三朝存在定都洛阳与长安的争论，东汉前期出现的京都题材的赋作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汉明帝“述颂汉德”的政治导向下，班固《东都赋》将长安与洛阳进行对比。其中言：“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34-35五个对比句式连贯而下，就是为了突出洛阳在一统时代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上的意义。隋炀帝继位伊始，准备迁都洛阳，发诏天下时仍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域与政治地位作为迁都洛阳的理由，并说明自古帝王皆留意洛阳，或因九州未一，或因财政问题，未遑顾及“作洛之制”即迁都或修缮洛阳③。洛阳在汉末动乱尤其是董卓之乱中遭受兵燹，残破不堪，虽经魏文帝与魏明帝等多次修缮，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曹魏立国之后，大臣谏阻帝王的两大事情，一是对外要谨慎兴兵讨伐吴蜀，二是对内谏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二帝在修缮洛阳的过程中，遭到曹魏大臣多次谏阻。陈寿《三国志·明帝纪》评曰：“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8]115也认为大修宫馆是四海分崩、百姓凋弊之时的不当之举。且曹丕虽禅汉称帝，但尚未统一天下;虽定都洛阳，但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资质。洛阳作为一统天下的中心地位的意义与价值，在三国时的曹魏并未完全具备，既都洛阳而又一统天下的历史任务是由禅魏的西晋来完成的，这既是左思《魏都赋》虽未以洛阳为主，但在赋的结尾强调“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又一重要的文化地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