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耶律德光率契丹军大举进兵，攻入开封，石重贵投降，晋朝灭亡。刘知远看准时机，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在太原称帝，建立了汉政权。当然，为了掩饰其政治企图，他不改国号，而是延用石敬瑭的年号，称天福十二年(947年)。接着，刘知远下诏禁止为契丹括钱帛;慰劳保卫地方和武装抗辽的民众;在诸道的契丹人一律处死等等。这些措施意在振奋人心，争取晋朝旧臣的投诚归附，为顺利称帝铺平道路。契丹在中原人民抗击下退出后，刘知远又乘机进入开封并建都，改名字为暠 改国号为大汉，改天福十三年(948年)为乾佑元年，蠲免赋税，大赦天下，堂而皇之做起了皇帝。刘知远果断采纳了皇后李氏的建议，一改过去靠括民财犒军的惯例，而是拿出宫中所有财物赏赐将士，果然深得人心，加上用人得当，进军中派史弘肇为先锋，方能治军严整，所向无敌。不过刘知远在位不满一年，便于乾信元年(948年)去世了，时年54岁。其子刘承佑继位，是为汉隐帝。

      由于朝廷激烈的内争，邺都留守郭威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等举兵攻入开封，隐帝刘承佑被杀，汉朝灭亡，汉朝共传二帝，历时四年，是五代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刘知远生逢乱世，在其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对契丹的态度。契丹是鲜卑族的一支，唐后期逐渐成为北方强悍的势力，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太原举兵叛唐，在契丹帮助下建立了晋朝。为了报答契丹的帮助，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并称比他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从此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这方面，刘知远比石敬璃要看得远些，做法上也有所区别。虽然他和石敬瑭同被契丹呼“儿”，但刘知远则认为：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可见他对契丹更多的是主张笼络、利用以图中原，况且他还曾两次大破契丹，直至称帝后也没有中断同契丹的战事。还应提及的是，晋开运二年(945年)秋，位居邺都留守的杜重威打了败仗后，在契丹引诱下遣使送表，屈膝投降。刘知远称帝后不惜率军亲征讨伐，兵临城下逼其归顺。对这一反复无常、生性难驯的邺台叛帅，刘知远在临终前还不时提醒左右“善防重威”，并授意将其诛杀。

      历代史学家们对刘知远的评价，多为批评。各种看法不无道理。但要知道五代十国是一个纷扰割裂的时期，是唐朝后期方镇割据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人民不但备受封建军阀残暴统治的痛苦，而且还受到契丹进扰的祸害。刘知远作为这一动荡时期的封建帝王，在战乱中利用军事实力和政治权术获得了统治地位，自然给中原人民带来了许多灾难，但他努力遏制契丹的南侵，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的生产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同其他的封建军阀一样，处于战乱之中的争斗与割据，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

今传，残存的北宋唱本《刘知远诸宫调》以及元曲《白兔记》，均以刘知远早年的传奇经历为题材，同时也反映了五代时期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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