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下午2时，蒋经国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目前尚无证据显示，季米特洛夫究竟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想来无非是让他回国后，搞好国共关系，动员蒋介石积极抗日云云。

蒋经国还在路上时，蒋介石就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据称，当蒋经国从莫斯科乘火车途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时候，他的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1930年，蒋经国曾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校方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如此评论：“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

小蒋终其一生的“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父子相见、无语凝噎的动人场景。蒋介石甚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对蒋介石心态一清二楚的陈立夫提出建议。

于是，蒋经国写了封信，拜访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并请他转交蒋介石。吴稚晖向蒋介石转述了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留学经历，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后，蒋介石被说服了，终于肯接见长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一方面，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另一方面，不管是在书信还是在日记中，蒋经国都极少提及留苏经历，12年的风风雨雨被他封进了记忆，绝不轻易示人。

但即使如此，12年留学苏联的经历，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他想忘就能忘的。甚至终其一生，蒋经国的为人行事，都带着深深的“赤化”烙印。

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内，刚刚年满30岁的蒋经国对着赣南十一县的县长、秘书、参议会议长、社会贤达等慷慨陈述其“三年计划”，“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筑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要建筑259个新校舍……”

蒋经国要在3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此时，离他受蒋介石任命，履新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一职不到4个月。

很显然，这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三年计划”只是经济上的影响，事实上，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认为，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计划经济与秘密警察。前者可以抓住民心，后者才能抓稳政权。他曾写信告诉蒋介石，斯大林为了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无情地枪决了八大红军将领。蒋经国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打胜仗需要千军万马，但如果敌人在领导人身边埋藏一两个奸细，就可以打败这千军万马。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明白，为什么蒋经国在回国之前，还要向斯大林秘密告发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

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1950年3月，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应该指出的是，蒋经国在去世前解除了实行38年56天的“戒严令”，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从而大大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这可能是他唯一并非在苏联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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