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却完全打不开华盛顿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最后连蒋介石也失去耐心，因此后者不但向熊式辉再三道歉，而且还请求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干预。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子文的信中又提到他感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因为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在抱怨，美国的对华态度和对英苏两国并非同等待遇，而是把中国当成附庸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坦白告诉罗斯福，中国必须在盟邦中维持其独立平等的形象。因此，熊式辉的代表团团员必须有权参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局。

半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必然使蒋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

在另外一封直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更明白指出，盟邦关系中最令人无法容忍的就是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特别引用甘地曾经警告过他的话，甘地认为白种人从来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印度人，并反问蒋介石，中国有什么理由相信，西方国家会让中国进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蒋介石不由得担心，如果在战争仍在进行时期，西方国家就已经这般亏待中国，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到来的时候，它们就更不知道会如何亏待中国了。

两日后，当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1942年4月21日)，他发现罗斯福本人的态度倒是相当友善。罗斯福首先同意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局的要求，接着又对中国加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表示欢迎，但声明他需要先和英国沟通。罗斯福总统的说法是，军火分配局的功能是把“美国”生产的军火分配给各个盟邦，因此只需美国答应即可。但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则是一个跨国的协同组织，因此需要咨询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个说法合情合理。

但是熊式辉于4月24日拜访马歇尔时，马歇尔对中国的要求一口拒绝。根据马歇尔的说法，只有“英美两国”制造军火，因此只有它们才可以参加军火分配局的工作。至于中国要求参加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马歇尔则干脆拒绝讨论。到了5月3日，熊式辉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既然无法获得美方的善意响应，剩下来的途径便只有求助于第三者，如拉铁摩尔、居里、胡适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终均无功而返。

一旦熊式辉认为自己在华盛顿无事可做之后，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把他调回国。蒋介石本人对盟国冷落熊式辉一事也大感不满，甚至曾经一度考虑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示抗议。但是由于幕僚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极端，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行。

不久之后，熊式辉的困境在华盛顿政治圈里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件。比如说，国务院的项贝克为此忧心忡忡(1942年5月上旬)，并且向联合情报委员会提出警告，认为陆军必须重视此举在政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是这类意见并未引起军方任何反应。熊式辉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到了此时，罗斯福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1942年12月6日，蒋夫人从美国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其中有一段话提到熊式辉说：“罗总统忆及有一熊姓中国军人在美，托其(罗斯福夫人)一询有无接见必要。妹告为熊式辉，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这和1942年初罗斯福急不及待地要把熊式辉代表团请到美国作为对比，实在由不得人不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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