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鲁迅的小说问题，如“鲁迅的小说取材，只专就一个地方的来取”、“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四、关于鲁迅的抄袭问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五、关于鲁迅的“思想家”问题，如“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然而，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倘若我们仔细观照鲁迅同时代的人，或者鲁迅研究者们的笔触，去一一“咀嚼”刘文典所罗列的这些“鲁迅疑案”，就会发现刘文典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有来由的，只不过他又做了一些订正或发挥，分析如下：

其一，关于鲁迅的性格。

在这一方面，骂得最多最厉害的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时代曾十分崇拜鲁迅，但她看到鲁迅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后，逐渐认定鲁迅是个“心底狭小”的人，由此走上坚定的“反鲁道路”，至死未变，“‘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事业”。

1936年11月，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里，曾毫不留情地大骂鲁迅：“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其实，对于自身的“尖刻”，鲁迅生前也有所解释。1926年2月7日，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回应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批评，其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鲁迅一生树敌无数，其中不少都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并非他本人与之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在与这些论战的过程中，难免有误伤或者偏激之处，而他对于“怨敌”的态度始终是冷漠而无情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或许正是刘文典觉得应该批评鲁迅的依据之一。他觉得，“鲁迅的笔战都是多余的，战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没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这样睚眦必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