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对得起宋太宗，宋太宗其实也对得起杨业。平灭北汉后，宋太祖收到不少讲杨业要反叛的“情报”，皆密封后派人转送杨业，以示不疑之心，把杨业感动得一塌糊涂。如此，不死也难。至于潘美，与杨业多年正副关系，似乎没有特别的过节和隔阂，雁门之战二人还配合得当，共立大功。如果说有“坏人”，王侁倒真算一个。其实，王侁是后周功臣王朴(给周世宗出“先南后北”战略的那位爷)的儿子，曾在宋初的对南唐征战中立功不少，还曾率军大破河西三族首领的叛乱，因军功领蔚州刺史。

杨业死讯传至宋廷，宋太宗“痛惜”，削潘美三级，把王侁除名流金州，刘文裕除名流登州。此时，潘美也是六十六岁的老将，转年虽官复原职，仍旧悒悒不乐，数月而卒。虽然老潘生前没有什么特别对不起老杨的地方，陈家谷口也是王侁先离开而致使缺守，潘老日后被评书艺人丑化成奸邪嫉功的大坏蛋，也真是他始料不及。

《宋史》传中，潘美与曹彬同传，处于列传第十七的位置，不仅仅是这两个人都生了个皇后女儿，更因为“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但是，如无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的大功，潘美万万不能被编于如此重要的传记位置。反观杨业，其名仅在列传三十一，排名差了许多。作为同时代的良将，对于宋朝的功劳，杨业比潘美还真的差许多。但是，劳动人民的嘴太厉害，经过评书、戏剧渲染，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潘美功绩，只知道“杨家将”的事迹。

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还有杨延昭(本名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瑰、杨延贵、杨延斌。其中，杨延昭最知名，一直在边地抵捍契丹。“在边防二十年，契丹惧之，目为杨六郎。”至于契丹人为什么称杨业长子为杨六郎，殊不可解。(如果是大排行，也不见宋人如此称呼他，辽人也不像汉人爱以大排行称呼别人)。杨延昭死年五十七。其子杨文广也是将门出将，曾随狄青南征，后又被委派至泾州、镇州为将。但杨文广三十岁左右即病死，英年早逝。至于评书、戏曲中所讲的佘太君、穆桂英和诸位“杨门女将”，史无所载，全属文艺“创作”。有一点值得一提，文艺作品中一直与杨家将为敌的萧太后，正是杨业被杀时的辽国实际统治者萧绰(小名燕燕)萧太后。

年底，耶律休哥又在望都大败宋军数万人。雄州刺史贺令图是力催宋太宗北伐的首谋之一，此人本性“贪功生事，轻而无谋”。耶律休哥派人持秘信见贺令图，骗他说：“我因功高震主，获敌罪于上，愿投附宋朝”。如此伎俩，小孩子都骗不过，贺令图偏偏相信，派人赠送耶律休哥贵重礼品。看见此鱼上钩，耶律休哥在军中放方言：“愿得见雄州贺使君!”傻不拉叽的贺令图闻言，忙率部下数千精骑，出城“迎降”。辽军大营洞开，贺令图一行通行无阻，行至主师帐前，贺令图下马，只见耶律休哥斜据胡床，指着他大骂：“你一直好称善于经营边事，今天竟能亲来送死!”于是，尽遣猛士上前，杀尽贺令图左右随骑，把这位贺知州当成“战利品”押回辽国。

自岐沟关大战后，宋军从进攻转为守势。辽军后来又不断兴兵，或大或小，侵扰宋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圣宗又亲征，连下数城，幸亏宋将李继隆等人在唐河(今河北定州)附近击败了辽军，遏止了辽军的攻势。端拱二年七月，宋将尹继伦率千余骑奇袭耶律休哥数万辽军，当时，耶律休哥本人正吃早餐，慌忙弃箸而走，手臂被宋兵砍了一大刀，几乎断掉整条胳膊。此次大败，辽军死伤惨重，“自是数年不大举南下。”由于尹继伦是个黑脸膛汉子，辽兵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辽军又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均未得手，损兵折将。

宋太宗末年，西夏扰边，四川李顺乱起，所以宋朝无暇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战事，并曾派使臣向辽朝表示要恢复从前“友好关系”，辽朝不报。公元997年，宋太宗病死，死因正是高梁河之役的箭伤复发，引发内脏感染而致。

宋太宗伐辽失败的原因，无地利人和，诸种因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幽蓟之地，确实应该收取，何者，燕地不收，河北不固;河北不固，河南可危，山河险关陷于敌国，攻取无成，只能怪宋太宗时运皆太差。此外，正是由于宋朝君王对武将极其猜忌，使得大将们胜则自危，避功避权，畏首畏尾，如此将师，在关键时刻自然是想得过多，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拼杀。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方针的弊端――宋军与南兵交战，得胜太过容易，其志精，其情逸，忽然与北方辽朝魁梧的马上骑兵相遇，乍败乍胜，很容易气沮意沉，丧失必胜之气。打仗就是靠“气”，“气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无知无畏无惧的“方新”之气，才是取胜关键，这些对于连年经历战阵的宋军将士来讲，尤其缺乏。宋代战争失败后，对宋朝最大的打击还是心理上的，即举国上下患了一种“恐辽症”，此种心态，和足球场上的“恐韩症”差不多，本来能赢的仗，最后关键时刻也会因心理方面的懦弱而莫名其妙地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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