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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