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学术上对“孔孟之道”没有直接破坏，碍不着旧式文人的事。陈独秀则是老派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早就想将他铲除。与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本也是攻击对象，但除了“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没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

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陈独秀因嫖娼变相被辞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胡适认为北大中了离间计

陈独秀嫖娼公案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甚至与中国革命走向挂钩。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胡适。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这一篇，不禁触动伤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 (编者著：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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